1977 年，里奇和我在分析服务部——华盛顿特区联邦资助的“智囊团”认识并成为朋友。在那里，我们花了几年时间支持未来的空军发展。我们离开分析服务部后，里奇开始为哈佛商学院工作，而我则加入了国防情报局，负责带领一批军用和民用分析师，评估苏联军事力量的有效性。
虽然我不能详细了解我们的工作，但我们的调查结果是至关重要的，并且我能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、国防部长及其副手和副秘书长、以及我们的高级军备控制谈判者做报告。
我可以提到的一个项目在 1991 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立即开始；当时我被要求努力改善与多个情报机构及其客户的情报共享。情报共享是武装部队在行动报告指出需要改进的一个领域。我们的团队由来自每个机构的代表组成，我们在第一个商业网站上线之前的一年前，开发、实施并运营了我们自己的万维网。这种努力的成果是：使情报报告的制作、分析和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。事实上，这些变化相当重要，因此，我被要求在英国唐宁街 10 号向英国一组高级领导人做报告。
我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一，是被提名加入美国国防大学，从事我目前的职务。该学院于 1946 年正式成立，审查美国的整体国家战略，以及它对实施该战略所需国家资源的利用情况。这是一个长达一年的计划，针对那些有可能成为未来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领导人，包括从大使和将级军官到高级外交官员和其他机构的高级公务员。年底，我们分成了大约 10 人的小组，每个小组 用 4 个星期走访了世界的不同地方，与我们所访问国家的领导人见面。我当时对中美洲非常感兴趣，我在去巴巴多斯、巴拿马、萨尔瓦多及墨西哥的小组。我们私下会见了萨尔瓦多和巴拿马总统，以及墨西哥国务秘书。墨西哥战争学院的同事也招待了我们一天。战争学院还加强了体育健身，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，参加更长距离的跑步和骑行，也变得更加苗条。
在为政府服务了 20 年后，我于 2000 年 9 月从政府退休；但我仍然有机会继续做贡献。2004 年，布什总统委托开展了一项两党研究，以审查伊拉克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情报的问题。这个“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委员会”由共和党人、一位退休的上诉法院法官和副总检察长主持，由民主党、前参议员和弗吉尼亚州州长共同主持。其成员包括来自学术界和政府的七位高级杰出人士。我被要求加入工作人员并努力改善信息共享。
很多人在过去数年一直被问到“为什么要为政府工作”？我很庆幸自己在情报界能有一份职业，我也为自己这样做而感到幸运。一些最好的工作往往与金钱无关。我不能只是抱怨政府，而是应该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做出贡献，并拥有一份精彩的职业生涯。虽然我不能讨论我做过多少事情，但是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明这些事情是多么有意义。这项工作是具有挑战性的。它有助于国家利益，并让我与国家最聪明的一群人在军事和民用方面合作。我也能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的同事会面与合作，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你知道自己正在处理很重要的问题，并对你的国家作出贡献，这是一种很伟大的感觉。
正如约翰·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的，“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——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。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