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 年，Rich 和我在分析服務部——華盛頓特區聯邦資助的「智囊團」結識並成為朋友。在那裡，我們花了幾年時間支援未來的空軍發展。我們離開分析服務部後，Rich 開始為哈佛商學院工作，而我則加入了國防情報局，負責帶領一批軍方和民間分析師，評估蘇聯軍事力量的有效性。
雖然我不能詳細瞭解我們的工作，但我們的調查結果是至關重要的，並且我能夠向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、國防部長及其副手和副秘書長、以及我們的高級軍備控制談判者報告。
我可以提到的一個計畫在 1991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之後立即開始；當時我被要求努力改善與多個情報機構及其客戶的情報共享。情報共享是武裝部隊在行動報告指出需要改進的一個領域。我們的團隊由來自每個機構的代表組成，我們在第一個商業網站上線之前的一年前，開發、實施並營運我們自己的全球資訊網。這種努力的成果是：使情報報告的製作、分析和傳播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。事實上，這些變化相當重要，因此，我被要求在英國唐寧街 10 號向英國一組高級領導人做報告。
我職業生涯的巔峰之一，是被提名加入美國國防大學，擔任我目前的職務。該學院於 1946 年正式成立，審查美國的整體國家戰略，以及若實施該戰略，會如何利用所需的國家資源。這是一個長達一年的計畫，針對那些有可能成為未來負責國家安全的高級領導人，包括從大使和將級軍官到高級外交官員和其他機構的高級公務員。年底，我們分成了大約 10 人的小組，每個小組花費 4 個星期走訪了世界的不同地方，與我們所訪問國家的領導人見面。我當時對中美洲非常感興趣，我在去巴巴多斯、巴拿馬、薩爾瓦多及墨西哥的小組。我們私下會見了薩爾瓦多和巴拿馬總統，以及墨西哥國務秘書。墨西哥戰爭學院的同事也招待了我們一天。戰爭學院還加強了體育健身，所以我利用這個機會，參加更長距離的跑步和騎行，也變得更加苗條。
在為政府服務了 20 年後，我於 2000 年 9 月從政府退休；但我仍然有機會繼續做貢獻。2004 年，布希總統委託我們進行一項兩黨研究，審視伊拉克關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情報的問題。這個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委員會」由共和黨人、一位退休的上訴法院法官和副總檢察長主持，由民主黨、前參議員和弗吉尼亞州州長共同主持。其成員包括來自學術界和政府的七位高級傑出人士。我被要求成為工作人員，並努力改善資訊共享問題。
很多人在過去數年一直被問到「為什麼要為政府工作」？我會回答，很慶幸自己能在情報界任職，我也為自己選擇這個職業而倍感幸運。一些最好的工作往往與金錢無關。我不能只是抱怨政府，而是應該能夠為我們的國家做出貢獻，並擁有一份精彩的職業生涯。雖然我不能討論我做過多少事情，但是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明這些事情是多麼有意義。這項工作極具挑戰性，它有助於國家利益，並讓我與國家最聰明的一群人在軍事和民間方面合作。我也能夠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國家的同事會面與合作，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。你知道自己正在處理很重要的問題，並對你的國家作出貢獻，這是一種很偉大的感覺。
我的想法，正如約翰甘迺迪在其就職演說中所說的：「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。」